治大国，如烹小鲜。这话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就难了。首先，这个小鲜，因为带着一个鲜字，所以价格昂贵；其次，买回家后还要伺弄好，也颇费周折；第三呢，还需准备些许佐料，缺一不可；第四呢，还得有很好的厨艺；就是做好后，还得摆弄得漂亮，给人一种色香味俱全的美感。无论如何，不容易。
所以，国家首脑说，今年将是中国最难的一年，是颇令人寻味的。以草民之见，现在没有战争，难的肯定不是国防；就是冷战也是渐行渐远，中国首脑出访世界各国，广受敬仰，难的也不应该是外交；中国每年的两会，多数人都在举手，难的也不是政治；那么，剩下的治国六法中，就是经济、社会和民生了。在中国，能让政府首脑感到难的，也只有经济、社会和民生，偏偏这三者是连在一起的。
首先，中国目前的经济局势就足以令人担忧。古人说，居庙堂之高而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胸怀天下，放眼大海内外，潮涨潮落不足为训，可怕的是船触暗礁，大浪覆舟啊。
我们以牺牲环境、资源和民生利益为代价，换来了中国经济的十年繁荣，我们该反思什么呢？我们有18000亿外汇储备，按理我们不再是发展中国家，连欧美人都说中国人富得流油啊。就算按联合国贫困线来算，中国贫困地区人口也不足3500万，相当于总人口的不到3%，可为什么仍然有那么多生活在贫困线以上的贫民呢？而且，人口不计其数。从微观似乎看不出来，但从宏观上还是触目惊心。
大的数据不好说，但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最发达最富裕的一线城市来看，在这十年中，我们用七年的时间，实现了GDP翻番；在这十年中，我们用八年的时间，实现了人均GDP的翻番；在这十年中，我们却用了十年的时间，才勉强实现了人均收入的翻番。是人口增加了很多吗？那么，人均GDP翻番为什么只用了八年呢？唯一的解释就是，在经济繁荣昌盛的时候，我们的城市平民的真实收入每年都在下降，我们应该给城市平民的钱，不知给了谁？
毫无疑问，很大的一部分被房价的泡沫给掠夺了，还有一部分交给了通货膨胀。这十年，我们在货币发行上基本符合经济增长，可到了2006年，货币发行过快了，而且是越来越快。我们一方面猛提银行存款准备金率，直接提到了17.5%的高度；另一方面却加大货币发行，广义货币M2已经达到了18.04%的极限。一方面，我们的城市平民在银行存款为负利率，一方面银行又不敢将存款贷出去。今年五月，我们新增贷款余额为3800亿，可是新增存款余额却高达8600亿。所以，一方面是国家金融体系现金流不畅，而另一方面社会上却是大量的现金流动性泛滥。
追根朔源，一是贪腐官员贪得过多，二是国际黑钱疯狂流入。这两笔钱，数额有多大，怕是谁也说不出，倒是美国人开始警觉，因为中国的外逃贪官在纽约炒楼，居然把纽约的房价给炒高了。这些中国贪官开设地下钱庄、投资空壳公司、以个人名义在美国注册公司，然后用中国资金在美国购买物产作为抵押转移巨额赃款……这些花招都是中国贪官移资美国的惯用伎俩。另外，还有些人以进口公司购买设备为名将巨款转至海外，然后以“美方商业欺诈”的苦肉计报销损失。甚至有人先将货物发到在美家属手中，然后以“无法追讨海外资金”的方式瞒天过海。
洛杉矶、纽约、加利福尼亚是中国贪官最爱逃亡的目的地。加州地产经纪称，近几年来，在华人聚居的美国圣盖博谷，来自中国的巨额购房款比过去增长了四成左右，并且购买的还都是百万美元以上的豪宅，很多人常常用现金一次付清。这让该地区高档住宅的价格涨了一倍。试想，贪官们转移到海外的资金就有这么多，滞留在国内的呢？更是不计其数、富可敌国啊。
任志强等肆意挑起穷人和富人的矛盾，有的专家更是认为中国网民仇富。其实，中国网民真的很善良，从最近网友们得知袁隆平喜欢小车，到自发愿意帮助捐赠袁隆平购车款，他们表达的是对中国精英的敬意。袁隆平怎么说也是富人之列，网友仇了吗？没有。网友们仇恨的正是不法贪官和与贪官勾结的奸商，只是中国的贪官和奸商太多了。
我们看到，这几年中国社会已经陷入一种矛盾和利益的纠葛之中，这只是让政府高层感到难的缘由之一。同时，中国加入WTO以后，面临着中国民众创造的财富正在被美元掠夺的局面。我们即将为进军华尔街，付出昂贵的学费。无论如何，人民币已经不能再升了。美国人压迫人民币升值27.5%，那是他们的价值观，我们没必要言听计从，人民币应该守住7元的防线，等把国内经济次序理顺了再说。
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中国社会之所以陷入这种两难的境地，不是因为经济增长太快了，而是增长方式有问题。千万不能再干那种以牺牲环境、资源和民生利益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也不要需求过快的增长。那种高增长高通胀的模式，不符合中国国情。尤其是在国内，现在应该全方位的建立以实名制为基础的个人征信体系，强调纳税人概念，根据税单确认个人财富的合法性，不合法的财富按律当收，上缴国库。尚能如此，也许作为一国首脑不会再对国民说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