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00九年中国农村经济绿皮书十五日在此间发布。绿皮书指出，目前中国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落后城镇居民至少十年，并且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水平差距一直处于扩大状态。绿皮书显示，城乡居民生活消费支出比从一九七八年的二点六八比一扩大到了二00八年的三点零七比一。二00八年，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为三千六百六十一元，城镇居民该项支出则为一万一千二百四十三元。
这份绿皮书详细披露了中国农村经济的市场状况，提除了一些政府政策扶持的方法。但是，整个绿皮书避重就轻，并没有揭示中国农村穷困的根源，因此提出的那些方法也基本上等于皮毛，无助于中国农村问题的解决。用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和城镇居民消费支出来对比，是十分荒谬的，也是无法类比。其实，国际上采用的是恩格尔系数，就中国来说，恩格尔系数大于65%的有三千万人口，97%集中在农村，这一批人是需要国际社会提供生活援助的；恩格尔系数大于45%有2.95亿人，79.8%在农村。
近30年来，中国政府救助农村贫困人口的努力，有目共睹。然而，却少有能够消灭贫穷的办法，因而，城乡消费水平越拉越大。2001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斯蒂格列茨认为:新世纪对于中国有三大挑战，居于首位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化。他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将是区域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并产生最重要的经济利益”。中国政府采纳了斯蒂格列茨的建议，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城市化运动，试图将农村引入现代经济的发展之中。
不管我们的意图是多么美好，构建的蓝图是多么完美，真正落实起来是那么的令人啼笑皆非。伴随着现代经济的发展，我们的城市化，在县城来讲，成了官员改头换面的最好借口，我们不是积极落实致力于民富的政策，而首先是县改市，似乎没有改成市，就是城市化进程不快，而一旦改成了市，官员一个个官升一级。在这些县改市中，首先是致力于县城的扩建和改造，大肆圈地，建大型屋村，建花园洋房，搞大型开发区，大量的耕地就这样被“城市化”了，而农民离开了土地，只有背井离乡，出外谋生。
最可笑的是，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国际化大都市，最无需提城市化、也是城市化最充分的城市，却成了城市化三个字说得最多的地方，甚至成了售楼小姐挂在嘴边的最忽悠买房人的概念。在这些售楼小姐的嘴巴里，所谓城市化就是乡下人来城里买房子。中国的城市化是如此滥觞，简直开了一个国际玩笑。同时，也从一个层面印证，我们对舶来品的理解往往是表面的，而致力于民生的丰富内涵却被我们有意无意的忽视，一项值得中国长期发展的宏伟计划，就这样被篡改的面目全非。
当然，也有人把落后地区的农民去珠三角和长三角等发达城市打工称为城市化，促进了城乡间的互动交融，加快了人才、技术、信息甚至资金的自由流动。但是，这种流动的含义，绝大部分是单向的，而真正的城市化应该是双向的。这种单向的流动，从本质上来说，更加拉大了城乡差距，增加了农村人员收入的许多不确定性。身份歧视是最落后的生产力，而这种单向的流动，实际上让农民工的身份歧视变得更为严重和普遍。
去年9月份开始，受美国金融风暴影响，珠三角企业出现倒闭潮，仅东莞一地，每个月就有100多万农民工被迫返乡。以往只有回家过年时才有的火车站的热闹场景，天天出现，而他们却不是回家过年，而是失业后被迫返乡啊。我每天流着眼泪收看农民工返乡的新闻，并不是仅仅同情他们的失业，而是为这些农民工的情操深深感动，他们有的退了社保，有的领到最后一点薪水，有的甚至连最后的薪水都没有领到，却依然背上行囊返回家乡。这种单向的流动，对他们是多么残忍，失业了，别说每月领取失业救济，而是将来一点保障都没有，他们却是那样豁达的离城而去，全然不计较自己曾经在这个城市挥汗劳作，创造财富，缴纳税款。
几十年的历程，城乡差距依然越拉越大，所谓城市化已经完全走样，也没有给农民带来一点实惠，相反，在地方政府的城市化进程中，侵占了大量的耕地，大兴土木，劳民伤财，不仅拖了国家经济的后退，也侵害了农民的利益。城市化救不了中国农民，我们应该重新构想中国农村的发展蓝图，从根源上彻底抛弃对农民的身份歧视，铲除农民的贫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