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六十五章说：古之善为道者，非以明民，将以愚之。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国，国之贼；不以智治国，国之福。知此两者，亦稽式。常知稽式，是谓玄德。玄德深矣，远矣，与物反矣，然后乃至大顺。
译文：古代善于为道的人，从不会展示或使用智巧与伪诈（以治理别人），而是展示醇厚与朴实。民之所以得不到治理，是因为统治者使用智巧。所以，用智巧来治理国家的人，是国之贼。而以淳朴治理国家的人，是国之福。了解这两种治国方式的差别，就是基本的法则。经常思考这个法则，就建立了“玄德”。“玄德”又深又远，返璞归真，顺应自然。
很多人将一章当成老子的愚民之术，这是错误的。因为本章完全是站在修道之人（圣人或统治者也包含在这部分人之内）的角度思考问题，完全说的是修道之人自身，该怎么做才能让自己更有修为。老子一直在主张道法自然，而自然是法则是万物平等，如果将这一章认为是老子在教导“圣人、统治者”的愚民之术，就是将两者（圣人、统治者与民众之间）放在完全的对立面，显然与老子的初衷风风马牛不相及。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偏差？这与后世的“道德先生”们有关。比如，从西汉后期开始，中国开启了门阀制度，这些人在社会上不断宣讲“三从四德”“君臣父子”，无非是让人们的头脑固化，将社会的秩序固化，然后通过门阀制度固化自身的利益，这才是真正的愚民。当自己采取这种智巧的时候，就要找理论根据，结果老子的文章就成了它们的法理依据。
在老子文章中，大道通行的时代，人们所做的一切都合乎天道，达到这样的境界必须首先从圣人或统治者开始，自己要首先得道，然后才能感染社会，实现大道通行；当社会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秩序井然时，不需要圣人或统治者颁布繁杂的法令，社会按自然的要求和谐运转，这种情形叫做“愚”。
在这一章中，实际反应的是为什么任何社会都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世界永远有不同的群，第一个群是完全的“自我”，只想赚钱，但从不想想，央行、商业银行或富人，凭什么把钱交给你哪？第二类是互助，也就是共赢。大家把自己的资源放在桌面，互通有无，最终达到1+1大于2，这当然可以赚钱，是一个高级群；第三类是，永远想的是自己能为别人提供什么，当自身能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具有独特性的时候，“钱”会自己找上门来，这是更高级的群。等等，还可以有更多的群。不同群中的人，是无法强行串通的，因为志不同道不合。个人如何才能实现群的串通哪？完全靠自己的修行和悟性。
这段时间在海外，接触了一些华人，多数人都抱怨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其实这怪不得任何人，只能怪自己的修行，是自己将自己定位在那个群。而真正有修行的华人，之所以有所作为，往往是特立独行的，本人已经经历了一件这样的事。
在本章中，老子说的是圣人、统治者或修道之人，对每个人也一样，当任何人总以自己的智巧去面对四周、面对社会的时候，一生就已经注定了，因为已经将自己固定在那样的“群”中。原因在于，一个人的智巧再高，但与周围和社会群体的智巧相比，都是一种拙劣。
睿智与淳朴是一种境界，决定了你的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