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次文艺座谈会

2014年10月13日，最后一位健在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参与者于敏去世，享年100岁。两天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此次座谈会立即被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相提并论，铁凝想起了“72年前那次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姜昆称“绝不亚于72年前毛主席在延安举行的文艺座谈会”。有种说法是，两次座谈会相隔72年，所以此次座谈会的与会文艺工作者是72人。
在中共治下的文艺历史中，有三次标志性的文艺会议：一次是1942年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产生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简称《讲话》）；一次是1966年的部队文艺座谈会，一次是1984年底、1985年初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作协四大”）。
1966年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简称《纪要》），是“文革”之先声。《纪要》认为文化战线存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政，主张“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1979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指出《纪要》成为在文艺界进行法西斯专政的合法理论根据，“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共中央决定撤销《纪要》。
《纪要》虽然题为“林彪同志委托”，当事人的回忆证明主要是“毛泽东同志委托”，林彪也明确表示《纪要》“经过主席三次亲自审阅修改”。《纪要》多次谈到《讲话》，认为《讲话》“是对文化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的最完整、最全面、最系统的历史总结”，革命文艺工作者在《讲话》发表以后，“有了正确的方向，走上同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纪要》正式发表，是在1967年《讲话》二十五周年之际。总政治部认为《纪要》篡改了《讲话》精神，但与其说《纪要》是对《讲话》的否定，不如说《纪要》把《讲话》中“文艺从属于政治”的逻辑推到了极致。
如何坚持《讲话》，又避免重蹈《纪要》之覆辙？1980年，邓小平明确表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根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文艺从属于政治”，正是《讲话》首倡，与之并行的说法是“文艺服从于政治”，“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
鉴于《纪要》“灾难性的后果”，“作协四大”试图纠偏，首次提出“创作自由”。这次纠偏没有违背政治正确的戒律，也谈不上离经叛道，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书记处发表的祝词，多次讲到“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讲到“反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封建主义的余毒”，但是1987年胡耀邦下台后，“作协四大”仍然遭到批判，被指责没有明确出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字样，不提“清除精神污染”、不提“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参见郝怀明《胡耀邦与作协四大》，《炎黄春秋》2010年第9期）对“作协四大”的批评和淡化，并不意味着《讲话》重新被全盘肯定，即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贺敬之，也承认《讲话》有“不够准确、不够科学”之处。（《<讲话>和当前的文艺实践——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的讲话》，1987年）
两年前，百名作家抄写《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遭到舆论的一致批评。经过一年多的“亮剑”，舆论气氛终于“清朗”起来，延安文艺座谈会重新成为正面标准。即使周小平的批评者，也主要批评他文章的粗糙，似乎精致的主旋律胜过粗糙的主旋律，因此恨铁不成钢。
周小平成为此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舆论焦点，有“喧宾夺主”之嫌。但是，如果此次座谈会要在历史上具有一定地位，周小平的角色就不能只是配角，必须是主角。文艺会议在历史中的地位，不仅取决于座谈会的讲话、纪要或祝词，更取决于出席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和座谈会之后的文艺实践。《讲话》之后，产生了《白毛女》、《李有才板话》、《王贵和李香香》等作品；《纪要》之后，样板戏和浩然的《金光大道》成为代表作；作协四大之后，各种文艺“新潮”爆发式出现。
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是，参与这些文艺实践的主力多是30岁上下的年轻一代。贺敬之创作《白毛女》时年仅20岁。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丁玲38岁、周扬34岁，艾青32岁、何其芳和胡乔木都是30岁、林默涵29岁、刘白羽26岁，最年长者可能是徐特立，不过65岁。当时周扬已经主持鲁迅艺术学院工作，此前担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时不过30岁，其余作家也大都担任各种文艺界重要职务。此次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参与者以年长者居多，多在50、60岁以上，冯其庸有90岁高龄。36岁的花千芳、33岁的周小平属于非常年轻、毫无资历的后起之秀。
因为参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们后来被经典化，所以公众认为他们的参与理所当然。但仅就参加座谈会时的状况而言，周扬未必就比周小平出色多少，花千芳也不会逊色于林默涵。文盲战士高玉宝，在组织的关怀下可以迅速成长为著名作家，写出名著《高玉宝》，半夜鸡叫的故事流传至今。周小平和花千芳的经典化，在技术上也不是难题，现在媒体已经在对他们进行经典化的宣传。
与延安文艺座谈会相比，周小平不是太年轻，而是太年长；不是被过度重用，而是被严重忽视；参加座谈会的周小平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对于已经取得成就者，表态支持座谈会不难，要在作品中贯彻则有一定难度，很难像周小平活学活用。年轻一代更容易接受思想改造，也更容易贯彻座谈会精神。这也是历次座谈会极为注重年轻一代的原因，部队文艺座谈会特别警告老一代，“特别要注意保持无产阶级的晚节，一个人能保持晚节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要提高座谈会的历史地位，势必要在文艺实践上寻找更多的周小平。如果各个领域纷纷涌现周小平，如果周小平成为周扬，此次座谈会很可能是中共治下的第四个标志性文艺会议。
一个难解的问题是，如何既远离“作协四大”之路，又避免重走从《讲话》到《纪要》之路？
（王晓渔为文化学者。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