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城市化真相

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在不久前印度的大选中取得压倒性胜利的一个主要原因，也是最不易被察觉的一个原因是：印度的城市化水平要比其自认的高得多。
虽然印度还沉浸在乡愁中，认为自己是一个“大体上生活在乡村里”的国家，但根据官方统计，印度城市人口已超过30%。而且即使官方统计也大大低估了真实数字。如果界定印度“城市”的依据是人口密度，再将那些生活面貌已因公路、互联网、卫星电视和非农工作机会而发生彻底变化的前“乡村居民”包含在内，那么70%左右的印度公民正过着某种类似于“城市生活”的日子。
新任印度总理莫迪看清了这一点，并利用了这种快速城市化所引起的渴望。而武断的国大党(Congress party)则没有看清现实，它继续走乡村路线，未能认识到支持它的选民人数正不断萎缩。
就连官方统计也很惊人。1951年时，印度人口过10万的城市只有41个，过100万的城市只有5个。那时，3.6亿印度人基本分布在56万个村庄里。现在人口过100万的城市（或者用人口学家的术语“城市群”）至少有53个，而人口过1000万的城市有3个。到2031年，孟买、新德里、加尔各答、金奈、班加罗尔和海得拉巴这6座城市的人口规模都将在1000万到3000万之间。现如今，像科泽科德、维杰亚瓦达和詹谢普尔这类听来陌生的城市也加入到费城、巴塞罗那这类百万人口城市之列。印度现有人口12亿，预计到2050年达到16亿的峰值。
真正有趣的进展全发生在大城市之外。印度的统计学家们对“城市”的定义是：人口超过5000，至少有75%的男性居民从事非农工作，人口密度大于400人/平方公里。如果单算密度，那么早在2001年人口普查时，印度城市人口比例就已达到68%。
其实最大的改变发生在城镇以及城市周边地区，那里是乡村与城市相交融的地方。新德里政策研究中心(Centre for Policy Research)的吉夫•库玛(Rajiv Kumar)估计，半数以上居住在所谓乡村的人，其收入至少有部分来自非农活动。40年前，阎牟纳吉•古尔(Yamnaji Gule)迫于饥荒离乡背井，从马哈拉施特拉邦的村庄来到孟买，找了一份送午餐外卖的工作。他说如今自己老家附近兴建了不少工厂，年轻人更喜欢进工厂工作。
所以说，印度要比其承认的更城市化。这一点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对商业来说，如果能把握住新欲望阶层的物质需求（从化妆品到汽车），就有机会赚大把的钱。
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说也一样，城市化带来了重大挑战和机会。首先，在城市规划方面需要投入更多精力。这个国家再也不能假装城市肮脏是暂时现象，城市外来人口日后返回农村老家就行了。交通运输、住房、道路和城市排水也是如此。根据金奈一位经济学家杰西卡•塞登(Jessica Seddon)提供的资料，人口过100万的53个城市中，仅8个城市拥有职能齐全的交通管理部门。以前城市可以随意扩张，人口没有密集分布的代价是成本浪费和能源利用率低。
社会福利制度也没跟上新的人口状况，现在福利仍主要针对农村贫困人口。莫迪的一个主要竞选承诺就是推动创造足够的城市就业岗位，这将成为另一项关键任务。如果多数男性（半数在26岁以下）切断了乡村生活的纽带，又找不到能糊口的工作，他们会变得灰心失意，而且可能成为社会危险因素。缺乏就业机会，所谓的人口红利或许变得更像定时炸弹。对女性胎儿进行选择性堕胎所导致的性别失衡，也可能导致男性暴力增加。
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摆脱乡村保守风气的影响，社会习俗也会发生快速转变。奉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人民党(Bharatiya Janata party)在社会进步方面没有树立起好名声。如果要避免保守力量对社会风气变化发动一场丑陋的抵制，莫迪有必要引导人民党形成宽容的立场。
正确的管理，加上适当的立法，这个国家的“城市可以成为减少贫困的引擎”——用印度人居环境学院(Indian Institute for Human Settlements)的话来说。中国等国家已发现，城市化可以在生产力增长和财富创造方面带来奇迹。印度前53个大城市的人口总和仅占全国人口13.3%，土地仅占国土总面积0.2%，却创造了近三分之一的国民产出。印度前一百个大城市的产值占国民产出的43%。
莫迪能当上总理，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新城市居民阶层。他现在应该投入到自己的使命中——让印度的城市发挥作用。
译者/曲雯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