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G20效率？

 
今年11月，20国集团(G20)领导人第九次峰会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召开，峰会公报释放了成立全球基础设施中心、到2018年前使G20整体GDP额外增长2%以上、税收跨境合规行为国际合作等重要看点。但相比峰会期间各国领导人拥抱考拉所引发的“围观”，峰会亮点仍然显得有些逊色。诚然，相比2008至2009年之间为应对金融危机而召开的G20领导人峰会，近几年的峰会虽然也极力加强国际协调合作，但真正落实的并不多。本次峰会虽然关注了IMF在2010年制定的改革方案，但却缺乏有效的机制督促美国加快落实，同时，普京的提前离会使G20显得随意松散，这些事实无疑增大对G20低效率的担忧，G20亟待制度创新的事实越发突出。
观察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时期，世界主要国家通过G20峰会倡导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支持经济复苏，恢复市场信心。此后，G20成员国力推超常规财政货币刺激政策，中国也出台了四万亿刺激计划，即便连债务风险高位运行的“欧猪”集团也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在通过G20平台协调一致的“打针吃药”之后，全球经济仅仅在2009年出现衰退，而从2010年以来开始呈现复苏增长态势，尽管全球经济仍然面临诸多不确定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全球经济持续复苏增长的态势未见改变，世界经济避免出现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局面，凸显了G20这一全球治理机制的创新作用。
G20之所以能够超越G7/G8而取得如此成就，核心在于G20平台更具代表性。在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全球治理平台由美国独霸转为美国主导的G7/G8治理模式，当时G7/G8集团经济总量占据全球70%以上因而具有代表性，而在本次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用汇率标价的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经济总量已经与G7/G8不相上下，在此情况下，通过G7/G8所进行的国际协调就缺乏代表性。
当然，国际经济治理机制的改革涉及到既得利益的调整，在没有外部冲击的情况下，G20不可能如此快速走到前台。事实上，G20在1999年就已经创建，但当时只是由各国财长或央行行长参加，2008年金融危机促使全球经济遭受“百年一遇”的危机，缺乏代表性的G7/G8力不从心，由此倒逼全球治理平台加速变革，G20峰会迅速上升为领导人峰会。相比G7/G8，G20能够更有效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的根源在于其将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纳入其中，危机以来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远超发达经济体。
尽管G20代表性比G7/G8明显增强，但诸多经济体的协调难度却远远超过G7/G8。金融危机期间G20之所能够有效协调并且发挥作用的前提，关键还在于危机来临之后各国面对经济下滑的共同处境，各方“同舟共济”催生G20成员国超常合作，刺激的药方也适用于各国短期的止痛。
然而，伴随着全球经济的复苏增长，世界呈现分化现象。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困境，有“失去二十年”之称的日本经济未见好转，美国经济经历了稳步的复苏，中国经济在V型回升后主动减速以推动结构调整，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及地缘政治促使俄罗斯宏观经济不确定性增大。G20成员国多速增长持续分化的格局促使各方宏观政策分化，让各国再采用“统一药方”已经不合时宜，通过G20进行国际协调的难度加大在所难免，G20效率下降的难题越发突出。
G20效率下降既有各国讨价还价的主观原因，也是各成员国经济形势不同的客观表现。从分类来看，G20成员国既有G7/G8成员，也有金砖国家成员，还有其他发达经济体及发展中经济体成员，这些经济体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国际收支状况、经济金融开放程度、货币影响力等都有各自特点。尽管G20所倡导的全球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目标符合各方诉求，但由此滋生的政策对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的影响，让G20成员国采取协同一致政策的可能性在下降。
尽管G20领导人峰会已经进行了八次，但除了自从金融危机期间G20成员国共同诉诸超强刺激的政策外，G20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的合作成果。最具代表性的事项是G20倡导的IMF改革，将发达经济体在IMF中5%以上的投票权转给新兴及发展中经济体，但截止目前相关改革尚未落地，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国会迟迟未能通过相关的方案。尽管美国以各种借口推迟，但实质上体现的是美国不希望弱化自身的国际金融话语权。
低效率不仅是G20所面临的问题，而是其他全球治理机制都面临的重要挑战。从本质上看，国际经济秩序属于国际公共产品，它要解决的是国际公共产品谁提供、如何提供等问题，因而必须兼顾效率与代表性。从代表性来看，联合国是最为典型的平台。各国在联合国都有投票权，一个国家一票使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然而，世界几百个国家千差万别，要想通过联合国解决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问题，可能要经历漫长激烈的各方博弈，结果可能是不了了之，联合国的效率比G20更为低下。从效率来看，美国是世界上超级大国，他可以通过经济制裁或者战争等手段推动国际协调，从而具有较高的效率，但此举可能倾向于维护美国的利益而使国际协调有偏性。
因而，尽管G20效率弱化促使其影响力出现下降现象，但目前尚未出现比G20更有效平衡代表性与效率的平台，国际经济秩序代表性诉求促使G20具备继续发展的基础。如何提升G20效率成为当前国际经济秩序调整极为重要的内容，也理应纳入G20峰会的重要议题。
相比G7/G8，G20仍然是较为年轻的全球治理平台，其效率提升只能借鉴其他治理平台的经验。结合现实来看，联合国虽然效率较低，但它也能解决一些重要问题，究其原因可以发现，重大事件往往不是由各国进行表决，而是通过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投票解决，G7/G8能够有效发挥作用很重要的原因在于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可以得出的经验是，G20的效率提升有赖于构建一个类似常委会的机制，该常委会成员要涵盖世界最大的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同时也应适当考虑其他系统重要性经济体，重大事项先在常委会中讨论通过，然后向其他经济体征求意见或者进行沟通协调，由此将有效解决效率提升并且兼顾代表性的问题。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