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毫无争议的是，在为期100天的时间内，发生了现代历史上蔓延最广的一次恐怖大屠杀，受害者大多数是被砍刀砍死。就在那段历史仍深陷争论之际，一场更为激烈、更为现代的争议正在上演，争议的主题是如何评价大屠杀后首次掌权的现政府的性质。
它带来了和解、稳定和复苏？还是说，它只是用占人口少数的图西族的政权，代替了之前冷酷的胡图族政权？卢旺达和上面这些问题对我在联合国(UN)高层任职的数年产生了根本影响。大屠杀5年后，我加入联合国任开发计划署(UNDP)署长。帮助卢旺达总统保罗•卡加梅(Paul Kagame)及其政府克服生命、生产力和经济增长损失带来的遗留影响，曾是我的长期工作重点。
面对这样一个曾被遗弃的国家，我们所有人都怀有一种特殊的责任感，特别想去补偿它。卢旺达在需要联合国安理会(UN Security Council)干预之际，后者却完全缺乏行动的勇气。国际社会也对卢旺达视而不见。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科菲•安南（Kofi Annan，当时主管联合国维和行动，尚未成为联合国秘书长）都痛快承认了这一点。
对于我和其他人而言，卡加梅是个极为专注的发展合作伙伴。卢旺达人均收入自1995年以来翻了一番还多，近来经济每年增速达到8%，十分强劲。这个有1130万人口的小国拥有一个自律的领导层，这是它的许多邻国所不具备的。
问题在于，为了化解“仇恨电台”(Hate Radio)和民粹主义猖獗的环境（它是20年前大屠杀的导火索），卢旺达政府刻意将发展和民族和睦置于公民自由之上，结果是它如今不知道如何放松掌控。随着反政府的势力不断成长，镇压变得愈加严厉。
卡加梅的前情报部长帕特里克•卡雷盖亚(Patrick Karegeya)曾批评前者有独裁倾向，他今年初被发现死在南非，据称是遭暗杀。卢旺达过去20年屡次侵入邻国民主刚果，追剿胡图族叛军。这些细节受到卡加梅的驳斥，他屡次否认他的政府卷入此类事件。然而，这个当初脱胎于对大屠杀的英勇抵抗的政权，已沦为一个只关注自身存亡的政权。
更深远的影响还在持续。卢旺达的污点促使许多人呼吁建立“保护责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则。联合国大会(UN General Assembly)于2005年通过了这项原则，它主张当一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犯下重大罪行时，国际社会应当努力阻止。但在这方面，卢旺达的遗产却遭到滥用。该原则被拓展和扭曲，为干预伊拉克和利比亚正名。
当我从联合国发展部门调动至政治部门担任安南副手时，卢旺达的阴影仍伴随着我。如果说卢旺达的经历给我带来了什么永恒教训的话，那便是联合国官员在梦游中走向灾难。联合国驻卢旺达的同事曾发出过警告，但徒劳无功。墨守联合国刻板流程的官员们对他们的警告置若罔闻。当我成为联合国总部主管在困难地区行动的负责人时，我让同事们戴上写有“Never Again”（绝不要重蹈覆辙）字样的绿腕带。不论是达尔富尔还是别处，我们都努力确保卢旺达的覆辙不会被重蹈。
但5年前斯里兰卡和今天中非共和国发生的事件表明，种族屠杀尚未成为历史。卢旺达大屠杀或许曾经刺痛过我们的良心，但之后对其原因和结果的争论——以及对随之而来的干预原则的争论——稀释了我们的愤怒。我们以及卢旺达人有必要要求各国领导人：绝不要重蹈覆辙。我现在仍然戴着我的腕带。
本文作者是前联合国副秘书长
译者/徐天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