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安全不能靠枪炮维持

上周，当我看到一位白宫发言人形容以色列轰炸一所联合国(UN)创办的学校是“完全站不住脚的”，我在短暂的一瞬间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些新的发展。以往美国人肯定从未这么强硬地谴责过以色列吧？可是一位记性比我更好的同事提醒我，以色列在1982年围困贝鲁特西区，曾促使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没错，就是里根）致电以色列总理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指责他犯下了一场“大屠杀”。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杀害成百上千名平民，这不是什么新鲜事。以色列的行动引发国际社会的声讨，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
里根致电贝京以来的32年里，柏林墙倒塌了，苏联解体了，中国大变样了，南非的种族隔离结束了，互联网开启了一场通信革命。然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冲突延续至今——其间发生了两次巴勒斯坦人起义(intifada)、三次加沙入侵、在黎巴嫩进行的进一步战争、以及无数次失败的和平倡议。
然而，在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深陷血腥冲突的同时，他们周围的地区正在迅速地改变。眼下，这些改变其实让以色列少受国际社会谴责的影响。但从较长期看，全球实力的此消彼长意味着，以色列的未来将是暗淡的，如果它不能和巴勒斯坦达成和解就更是如此。
就目前而言，以往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的主要后台——阿拉伯世界——正在分崩离析，而以色列从中受益。叙利亚和伊拉克被卷入冲突之中，利比亚陷入动乱。在开罗，埃及政府杀死了数以百计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支持者，还将哈马斯(Hamas)看成一个脱胎于穆兄会的组织。阿拉伯世界的另一个大国沙特阿拉伯也对哈马斯怀有深深的敌意。
在中东地区以外，地缘政治的变化也使针对以色列的反对力度减轻了。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政府正为国内极端伊斯兰势力带来的威胁深感忧虑。上周，在中国新疆自治区，超过100人在穆斯林分裂分子引发的冲突中丧生。俄罗斯国内有2000万穆斯林公民，在对车臣进行两次残酷战争后，俄罗斯对伊斯兰主义武装组织极度恐慌。印度总理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是一位印度教民族主义分子，他本人被指责纵容反穆斯林暴力行动。
官方外交并没有反映这些政治转向。在最近的一次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 Human Rights council)投票中，中国、俄罗斯和印度对调查以色列在加沙可能犯下的战争罪投了赞成票。（欧盟各成员国弃权，美国投了反对票。）然而，对以色列的谴责有些模式化。一位以色列官员表示，在以色列和中国领导人进行高级别会晤时，中方花了“大概20秒”来谈论巴勒斯坦问题。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与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相处融洽也是广为人知的。
然而，尽管以色列的传统敌人的敌意降低了，但其盟友也变得没那么友好了。内塔尼亚胡和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关系冷淡，而一些以色列官员公开表达对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不屑。美国的民意调查也显示，相比老一辈来说，美国的年轻人对以色列的同情心少得多。不过，这些转变可能需要数十年才能渗入美国的政策。以色列在华盛顿的地位根深蒂固。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支持以色列进攻加沙，而奥巴马政府在谴责以色列行为的同时，继续向以色列提供援助和军售。
许多欧洲的领导人公开表示对以色列在加沙的行动感到震惊，欧洲庞大的穆斯林人群是反以色列游行的先锋。然而欧洲的穆斯林是一个常常被边缘化、不受欢迎的群体。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Manuel Valls)谴责了反犹太人游行，称这种游行混合了“巴勒斯坦的事业、圣战主义、对以色列的憎恶和对法国的仇恨”。任何把这些事情混合在一起的尝试都会帮助以色列，因为这会削弱对巴勒斯坦人的同情心。
长久以外，以色列一直担心欧盟会对以色列进行制裁。然而目前欧盟讨论的举措，比如禁止从非法的以色列定居点进口物品，从影响上讲主要是象征性的。对全球形势进行了全面研究后，以色列似乎得出结论认为，它可以无视国际社会对加沙战争的谴责。就目前的这次冲突来说，以色列的考量也许将被证明是正确的。
然而，从长期来看，这些政治上的转变让以色列的未来显得更为不祥。阿拉伯世界的动乱也许在短时间内造成一系列对以色列有利的作用力。然而形势可能轻易改变。相比该地区崛起的一些势力——最明显的是伊拉克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哈马斯显得还算温和。
更宽泛地说，美国实力的相对下降，对于一个西方文化的前哨国家是个坏消息。美国介入中东冲突的意愿正在降低。这意味着，从长期来看，以色列只能通过与邻国和平相处来保证自身安全。每隔几年就把加沙变成一片废墟、杀害成百上千的平民，只能让和平的前景更加遥远。
然而一个执着于安全的以色列政府，在越来越右翼的民众支持下，似乎已经放弃了考虑长远的将来。
译者/许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