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真正受害者

最近，人们对于不平等的愤怒情绪十分激昂，而且理由充分。但尽管有这种正当的关注，整个讨论太过礼貌，也太过局限了。我们应该关注不公正，并非所有形态的不平等本身都是不公的——某些不平等比其它不平等更为不公。我们还应该对不安全采取一些措施。不安全曾是2008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主题，现在却基本上被遗忘了。对于美国穷人来说，不平等带给他们的真正威胁是不安全，而非其他人的财富（有时候这些财富数额巨大）。
我们还应该关注包容性。这意味着我们要认识到，因为种族、宗教、族群或者性别，许多个人的经济安全仍然得不到保障，更不必说获取财富了。简言之，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他们是怎么陷入弱势的？这些问题在当下我们对于不平等的激烈讨论中被遗漏了。持续地遗漏不安全和包容性，是一种道德上的失败，这种失败的结果是政策错误。我们纠结于经济差距的总体程度。然而，除非我们同样关注那些得不到经济机会的人的身份，否则我们无法认识到不平等带来的风险，无法找出正确的政策回应。
不寻常的是，围绕不平等问题的公开讨论，迄今除了财富以及偶尔提到的工作所需技能以外，一直小心地不去对国民加以区分。最近展开的关于不平等问题的多数严肃讨论中，对于人的经济成功可能依靠种族、性别或者族群的想法，人们至多只是顺便提及这个想法。另一个盲点是某些地区甚至国家持续处于落后状态，如西弗吉尼亚州、阿拉巴马州、意大利南部和葡萄牙。
评论人士没有直面这种将一部分人排除在外的持久损害，而是念念不忘富人变得更富的方式，以及一些人失去致富机会的现实。高额遗产税遭到大众抵制对很多人来说令人迷惑。然而，财富继承所造成的不平等的不公，远不如继承的肤色、族裔或者出生地带来的不平等来的严重。
在50年里，美国黑人和白人的薪资差距丝毫没有缩小。在欧洲，对年轻穆斯林的社会排斥是他们的收入水平和全国均值存在差距的主要原因，也是不平等的主要来源。在美国，地域流动性近年在下降。然而，大体上，当地条件依旧是教育机会、就业机会乃至长期健康状况的决定性因素。
了解弱势群体的身份，对那些因为担心矛头会突然指向资本主义（要么是从字面意义上说，以暴乱的形式出现；要么则是从象征意义上，以要求更多管制和再分配的形式出现）而关注不平等的人来说也应该关系重大。激进的行为往往并非仅仅由不平等的财富引发。拥有共同身份，同样被排斥的群体的相对地位，在预测激进行为方面是可靠得多的指标。
想一想中国是如何持续得到民意拥护的：其政权在过去几十年中加剧了不平等，但是占中国人口92%以上的汉族人都从中得到了一些好处。没错，收入的快速增长往往似乎足以平息异议，但是历史上诸多的先例也表明，由于社会存在既有的分化，快速增长反而引发了反抗和革命。相较之下，如巴西、西班牙、印度、南非等高度不平等的社会，长期维持了缓慢增长的格局。
颇具误导性的狭隘关注点体现在，一众严肃的经济学家们就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所著的《21世纪的资本》(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展开了铺天盖地的评论（这本书本身也体现这种狭隘的关注点）。这些公共知识分子也许会说，在最近的几十年，各国都出现了财富持续集中化的现象，然而这种现象却未能得到足够解释，他们对此很关注，这是正当合理的。
这种做法被当作一种必要的简化，以便进行当今经济学家所喜欢的那种听话的数学建模。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在更早之前的著作《资本论》(Capital)实际上也包含这样的偏见，书中认为，工人阶级是不存在差异的，民族或者国民身份只是一种附加现象（如果不是一种从策略上使人分心的因素的话）。如果我们只是抽象地看待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忽略这个分配范围中每一个点上的人的身份，我们就会错失要点。
这种抽象牺牲了太多，使解决不平等的方案变得不切实际。比如，就税后不平等而言，美英与北欧国家之间的国际差距非常大。这反映了政策和机构在减轻不平等方面的力量，也展示了抵消貌似不可避免的不平等持续扩大的能力。然而，这些国家间的差异同样也显露出社会融合的重要性，正是社会融合催生了帮助穷人的机构。如果我们忽略当今的经济分配沿着可识别的界限仍然相当不平等，而是试图将不平等作为一种无血无肉的非人力量来应对，我们将永远无法实现必要的社会融合。念念不忘少数的富人，会让我们忽视帮助差异化的穷人。
译者/许雯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