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罚款“攀比”何时了

两年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法学教授罗杰•麦考密克(Roger McCormick)组建了一个研究小组追踪西方10家顶级银行所受的处罚，以观察2008年危机后金融的演变。
起初他以为这可能是个一次性的小项目，结果他错了。7月，他的项目组发布了有关危机后处罚的第二份报告，显示自2008年至2013年底，10家顶级银行因洗钱、操纵汇率、违反制裁和在信贷泡沫时期不当销售次级抵押贷款和债券等不端行为交纳了1000亿英镑的惊人罚款。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高居这一耻辱排行榜的榜首，至2013年底为其不当行为付出了390亿英镑。
等到2014年的数据被计入后，罚款总额可能将升至近2000亿英镑。就在不久前，美国银行宣布就次贷丑闻与监管机构达成另一项和解，罚金为169亿美元。摩根大通(JPMorgan)和花旗(Citi)最近就抵押贷款违规与不同的美国政府机构分别达成130亿美元和70亿美元的和解协议。
受到冲击的并不只有美国的机构。美国监管机构最近以破坏制裁为由对巴黎银行(BNP Paribas)处以90亿美元罚款，以洗钱为由对汇丰(HSBC)处以19亿美元罚款，同样受到高额罚款的还有渣打银行(Standard Chartered)。律师们预计，其他银行很快会就抵押贷款业务违规达成更多和解，而外汇操纵现在也开始面临处罚。这些外汇丑闻甚至可能让伦敦银行间同业拆借利率(Libor)丑闻失色。
“罚金数字正越来越大。”麦考密克教授评论道，这一趋势令他感到十分震惊，以至于他在7月决定将这个追踪处罚的试点项目转型为一个全面的、独立的研究中心。一位前欧洲主要监管者表示：“现在的情况很惊人。如果你几年前让监管部门预测危机后的处罚能有多大，我们预测的金额肯定会有数量级的差错。”
这是健康的发展势头吗？银行业以外的很多人无疑会喊“是的”。这也难怪。近年来，该行业已获得丰厚利润，这意味着多数银行都能轻松承受这些处罚。而引起处罚的不当行为——比如涉及次级抵押贷款和Libor的违规——往往是极端恶劣的，既蔑视法律，又毫无道德观。更糟糕的是，很多人认为银行家此前没有因为他们在2008年危机中扮演的角色受到真正的惩罚。
30年前，当美国爆发储蓄和贷款危机时，几千名金融家被起诉，数百人进了监狱，而这一次，没有几个银行家被戴上手铐带走。
这形成了鲜明对比，而且意味着谁也没有“事情终于了断”的感觉。因此，不足为奇的是，尽管欧洲政界人士抱怨巴黎银行所受的罚款金额巨大，但迄今没有人从总体上强烈抗议针对银行业的处罚，选民们更是无动于衷。
但随着罚款金额越来越大，这股趋势也存在阴暗面，对此无论是不是银行家都该感到担忧。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时，投资者纷纷逃离银行，因为他们无法判断银行的不良贷款规模到底有多大。如今，大部分银行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都更健康，关键是更可预测。用资产经理的话来讲，银行业因此从信贷角度变得“可投资”。
但是，正如一位西方央行官员所指出的，“法律风险正取代信贷风险”成为关键不确定因素，这也“引起了人们对银行可投资性的疑问”。根据麦考密克教授的数据，到2013年底，10家顶级银行已拨备500亿英镑的准备金以承受法律处罚。但没人知道这些钱是否足够。由于监管框架处于割裂状态，以至大西洋两岸不同的政府部门纷纷施加不同的罚款，相互间没什么协调。
造成的局面让人感觉他们是在彼此竞争，而且反复无常。这不利于重建一个更健康的金融世界。
也许这是个过渡阶段。罚款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它们应迫使银行检点自己的行为，避免将来再犯。而且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从记忆中远去，人们对银行的反感可能也会消逝。事实上，一些银行高管认为——或者希望——美国银行达成的和解金额标志着最高点。
但另一种情形也不是没有可能，那就是政府各部门继续竞争，导致某种监管处罚“攀比”。而且也不清楚银行是否真能改变行为方式。不管是哪种情形，麦考密克教授的中心肯定都将获得大量研究素材，而且观察视角不仅是从法律或经济，还有透过政治社会学棱镜的角度。
译者/何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