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后来的致力于撰写博客，试图从舆论上影响中国的住房体制的变革，主要是源于我的合作建房的梦想的幻灭。在中国，任何体制之外的致力于解决住房问题的努力，都将功亏一篑。只有努力实现住房体制的变革，才能真正实现普通民众的居住理想。
我们当时在深圳发起的合作建房，基于一个简单的想法，那就是深圳的体制创新一直领先于全国，而深圳的合作建房却落后于北京、温州等地，我和深圳根本网创始人兼CEO娄哲称、一直给我担任私人法律助理的孔亚楼律师和我的工作室团队全力投入到发起合作建房的工作中。
这项工作是非盈利的，也是非公益的。我们当时的合作建房规章上规定，从合作建房中拿出1%作为日常费用，在没有成功之前，所有的开销都有我和娄哲称共同承担。在设计合作建房的模版时，我们不得已借鉴了开发商的模式，主要致力于合作建房参与人的召集，拿到土地后，再把规划设计、建筑安防、物业管理分包出去，最后完整的交给合作建房参与人。
在想象中，合作建房可以消除开发商暴利，所有的成本一律公开，没有任何行贿受贿的开支，既能解决好普通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又能推进社会风气的净化，还能把房价降到一个普通城市居民可以接受的水平，的确是可以去摸索的一条路径。然而，真正操作起来，很多事情却有着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在无形中阻挠。
在这里，我要感谢首批参加合作建房的全体深圳人的信赖。我们只进行了两项基本工作，就赢得了大家的热情参与，的确不易。一个是我们以根本网为平台，搭建一个合作建房的网上交流和沟通的系统；二个是每周末举办讲座，详细讲解我们的理念和运行办法，和大家达成共识。因为在中国，真正想为普通百姓解决一点问题的，往往会遭到主流社会的抵制和参与群体的误解，统一大家的认识非常重要。
在我们的数据库中，短短的三个月时间，在网上报名参加合作建房的7460人，而周末来听讲座的共计2300人。许多人是携家带口在周末一起来听我的演讲，参与合作建房的运作，并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很快，机会来了，深圳市土地房产交易中心在龙华拍卖一块土地，大约26000平方米，3点几的容积率。我们去考察了这块住宅用地，如果超出底价30%，楼面价大约3000元的样子，全部建好包括建安成本和税费房价不会超过5200元，比当时周边的商品房价低2000至2400元。
于是，我们周末看地、规划、咨询，大家基本达成了一致的意见，那就是参加招标拿地。从决定拿地，到银行运作，不到一周的时间，一个多亿的资金打到了我们银行制定的账上，这都是一千多个家庭的钱啊。标书制定好，还没等揭标，我们就得到消息，深圳一个品牌开发商以高出标底一倍的价格，投放了标书。果然，第二天下午揭标，那个开发商的楼面价都比我们设计的房价要高。
这是我们碰到的合作建房的第一个难题，合作建房除非政府在住宅用地的供应上有特殊的政策扶持，否则根本就不是开发商的对手，也就是说永远拿不到地。去搞那种协议拿地，这里面的灰色成本又是合作建房的体制不容许的，即使大家都赞同付出灰色成本，我本人也绝对不会同意，因为背离了我们解决民生问题的基本理念。三天之内，我们将这一千多户家庭的一亿多元资金原封不动的退给了各自的帐户上，宣告了合作建房阶段性的结束。
前后历时半年，我和娄哲称花去了宝贵的精力和财力，不免非常抱憾，娄哲称为此转让了他在根本网的所有股份。但我们并没有后悔，因为这件事给了我们许多痛苦的思考。那就是，住房问题首先是一个民生问题，不解决普通城市居民的住房问题，就不能实现中国社会的公平和正义，就不能实现经济繁荣的全民共享，也理所当然的不可能有一个理性的房地产市场。而要真正实现住宅市场的公平和正义，体制外的力量是很微弱的。
去年春节前，我们在凤凰卫视《一虎一席谈》录制现场，在公开录制节目的时候，深圳万人购房平台发起人邹涛公开向我颁发顾问聘书，我当时无法接受，胡一虎见到邹涛的尴尬，只得收起了聘书。当时，我已经清楚的知道，万人购房是一个不可能成功的模式，没有任何理由接受这样的聘书。但是，去年国庆节前，我应邀出席第三届中国房地产业年会并发表一个小时演讲后，中国房地产商协会向我颁发了高级顾问的聘书，我又很乐意的接受了，理由是，我相信还有很多开发商良知未泯，是很愿意承担居者有其屋的责任的。只不过，我们要探索出一条好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