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第六十一章：大邦者下流，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故大邦以下小邦，则取小邦；小邦以下大邦，则取大邦。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邦不过欲兼畜人，小邦不过欲入事人。夫两者各得所欲，大者宜为下。
白话文是：治理大国要像江海一样居于下游，这是天下最为雌柔的位置，是天下交汇之处。雌柔能以静胜雄强，以静为下。因此，大国对小国谦下，就可让小国团聚在周围。小国对大国谦下，就可被大国兼容。一个用谦下团结了小国，一个用谦下取得了大国的包容。大国不过想令小国归附，小国不过想取得大国的包容，两者用谦下各取所得，因为，真正的“大”者，宜为下。
虽然老子讲的是治国的道理，但实际上也是做人的道理，这会让人想起佛家的一段话：“大智者必谦和，大善者必宽容，唯有小智者才咄咄逼人，小善者才斤斤计较。有大气象者，不讲排场；讲大排场者，露小气象。大才朴实无华，小才华而不实；大成者谦逊平和，小成者不可一世。真正优雅的人，必有包容万物、宽待众生的胸怀；真正高贵的人，面对强于己者不卑不吭，面对弱于己者平等视之。”真正的强者，永远是安静、谦和、谦逊、包容之人。
以前说过，中华被称为天朝上国，这是因为自己有博大的胸怀，有更先进的文明，可以谦下地对待友邦，所以赢得很多周边小国的尊重与归附，被尊为天朝上国。一旦自认为是天朝上国之后，此中国已非彼中国。如果今天叫嚣灭了日本，明天又叫嚣抵制韩国、美国，就是加速堕落，与自己历史的荣耀风马牛不相及，或者说，继承本就不是中华的历史。
如果要让别人尊重，自己必须是自强不息。所谓自强不息，不是经常吹嘘自己的优点，更不是自吹为天朝上国，而是时时发掘自己的缺点。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倡导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当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后，就可以对比，就可以争论，就可以去粗取精，就可以不断地发掘自身的缺点，实现自强不息。所以，真正强大的国家，一定会让思想家畅所欲言，在批评中才能走向强大，才能赢得自尊。相反，喜欢阿谀奉承的国家和人民，都不过是外强中干而已。所以，李鸿章晚年曾无奈地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糊裱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静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既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撕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其实，以李鸿章如此睿智之人，自然知道自喻为“天朝上国”的大清朝，一个不能自强的国家，就像大海上漂浮的纸船，臣下都只能是糊裱匠。
人也是一样，当一帆风顺的时候，看不出是否成功的，只有身处逆境的时候，才知道是否真的成功。有些人生意失败，从此一蹶不振；有些人生意失败，可以东山再起；有些人主动散去钱财，但可以重新成为巨富，这是财神（范蠡）。这实际是人的境界不同：生意失败一蹶不振之人，经营生意的核心就是“一切向钱看”，既没有信用的积累也没有人文的积累，甚至以信用和人文去换钱，当生意失败的时候，自然就一蹶不振；有些人生意失败之后，信用还在，人文基础还在，可以东山再起---所以，只有当遇到挫折后，才知道自己是否成功；而财神是主动散去钱财，经商的目的是为了服务社会，证明自己对社会有用，可以照亮别人，是自然而然地更上一层楼。相反，身处顺境之人，怀念的也永远是逆境之时给予自己无私支持与鼓励之人，这也意味着顺境之时的荣誉和赞美都没什么意义。
历史上，经常发生这样的事情，有些人可以做到屡败屡战，但有些人一败身死，退出历史的舞台。前者必定是谦下地对待部下、对待友邦，即便失败之后，部下依旧可以复聚，友邦也愿意支援，可以东山再起，正史中的刘邦、曹操都是比较典型的人物，曹操更是爱才如命，它们都经得起失败，或者说，一次甚至几次战役的失败，无法阻挡其最终取得成功。但也有些人，一战失败，就会兵败身死，彻底退出历史舞台，这样的历史人物有很多，举不胜举。能否保持谦下地对待部下、友邦与臣民是根本的差别。
无论国家、帝王、将军、商人甚至是普通人，只有保持“谦下”之德，才能有成功；自大、骄狂都意味着覆亡之路。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此乃谦下之德也；故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则能为百谷王。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此乃柔德也；故柔之胜刚，弱之胜强坚。 因其无有，故能入于无间，由此可知不言之教、无为之益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