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时期，想必很多人记得这句诗词，因为它出现在一个特殊的场合。
这是唐朝诗人杜甫（712-770年）的诗词。杜甫出身于京兆杜氏，京兆说的是两汉时期的京兆辖区，包括京兆、左冯翔、右扶风，合称“关中三辅”或“关中三秦”。京兆杜氏是北方的大氏族，其世系可以追溯至西汉的御史大夫杜周，其本居南阳，后迁入关中。京兆杜氏名人辈出，东汉时期有杜笃，西晋有军事家杜预（在三国演义中曾经出场），唐朝有宰相杜佑、诗人杜牧等。所以，杜甫出身于名门望族，与杜牧一起，都是杜预的后代。
既然出身于名门望族，杜甫少年时期家庭条件就比较优越。20岁左右的时候，父亲任兖州司马（从五品下，大概属于师、团级干部），从19岁到23岁的时候，游历了临沂、吴越、齐赵等地，期间参加进士考试，落第。
32岁的时候（744年）在洛阳与李白相遇，后一同游离了开封、商丘、济南等地，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直到751年，杜甫才走上为官之路。当年，玄宗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所作的《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其待制在集贤院，属于等待分配的官员。到755年得到一个河西尉这样的小官，但杜甫不愿就任，朝廷将之改任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管兵器的低级官员）。此时，杜甫已经44岁，在长安求官也已经十余年，为了生计，只能接受了这个官职。可11月回家省亲的时候，刚刚踏进家门就听到哭声，原来是小儿子饿死了。
此时（755年11月），安史之乱已经爆发。756年6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西逃，在马嵬驿发生了兵变，杨贵妃自尽，杨国忠等裙带之人被杀，玄宗失去了大部分权力，已经无法回头，只能西进入蜀。7月的时候，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境内）即位，就是唐肃宗。
唐肃宗在历史上的地位并不太高，但却是唐朝承前启后的人物。他成年之后，眼看大唐帝国由盛转衰，安史之乱后的混乱局面，给他提供了施展拳脚的机会。在七年的帝王生涯中，有两个鲜明的主题：一是平定安史之乱。登基伊始就重用郭子仪，封他为朔方节度使，与李豫、李嗣业等人率20万军队收复两京地区。次年郭子仪上表推荐李光弼担任河东节度使，共同收复河北一带。这两个人对平定安史之乱、扭转唐朝的颓势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二是“南奉圣皇”，处理与太上皇玄宗的关系。尝试解决天宝之后唐朝政治、经济体制运行中的各种弊端，为身后的大唐帝国打下了基础。所以，肃宗在位时间虽然不长，但对唐朝却非常重要。
757年4月，郭子仪的大军来到长安北方，杜甫冒险逃出长安，穿过两军对垒的前线投奔肃宗，被肃宗授予左拾遗，这个官虽然不大，但却很重要，因为主要职责之一是向皇帝举荐人才，管人的官不论大小，都是很牛的。不料，杜甫很快因为营救房琯，触怒了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华州在今天的陕西渭南）。
759年秋天，杜甫因对污浊的时政痛心疾首，主动辞职。先是西去秦州（今甘肃天水），然后几经辗转到了成都，在亲朋好友的帮助下，在城西浣花溪盖了一座茅屋，后世称“杜甫草堂”。此后的五六年间，杜甫寄人篱下，生活很苦。秋风暴雨之中，杜甫的茅屋曾被吹破，饥儿老妻，受尽磨难。杜甫以望族之后、官吏之身尚且小儿饿死、居无定所，遭受无尽的磨难，在安史之乱中的广大人民就更加艰难，因此写下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诗句。
这会带来两点启示：
第一，唐初的时候，全国实行府兵制，共设置634个折冲府，其中261个位于保卫京师长安的关中，军力是外轻内重，保证唐朝的稳定。到唐玄宗于开元十年，在边地设置十个兵镇，由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来管理。以数州为一个镇的节度使不旦管理军事，还兼领按察使、安抚使、支度使等职责，节度使不仅拥有军权，还有行政、财政、人口、土地等大权，州刺史本来是朝廷的一方长官，却成为节度使的下属，节度使成尾大不掉之势。随着这些节度使的兵力不断增强，渐渐变成了外重内轻。天宝年间，中央兵力不足8万，而边镇兵力达到50万。安禄山一人兼任平卢、范阳、河东三地节度使，拥兵20万，再加上拥有财权、行政权，是造成安史之乱的根源。
各个时期的朝廷，由于需要军队镇守四方，这一点无法改变。但能收拢的必须收拢。
对于地方财权的管理更要慎之又慎。分税制本身就不是好主意，如果再可以自行举债，就是大麻烦。
地方的财权和军权，绝不能合二为一。
第二，“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自然说的是房子的问题。如果在房屋短缺的时期，有人没有自住房，是可以谅解的。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从帝都到边疆城镇，已经不存在短缺，空置已经是普遍现象，更有报道、有些城市已经达到了20%以上的空置率。所以，这时候贫苦之人居无定所，完全是分配不均导致的。部分人有几套、几十套甚至百套房屋，就造成有些人无片瓦之地。
今天，再用经济手段已经很难化解这一分配不均带来的问题，因为儒家文化之下，谁也不会主动放弃自己的利益。“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意味着什么哪？过剩时期贫困之人居无定所，已经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郑智问题，对有些人，这是一声轰鸣的警钟。